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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文昌:深化改革开放 努力稳住外资——从外企舆情看如何稳外资

2020-10-09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 阅读量:2119


  众多外资企业继续坚持在华稳定经营,以及中国之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有关键地位,这些都不是由任何人计划,或者由哪个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组织领导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有机增长的自然结果

  新冠大流行后,虽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今后必然会发生重要调整。然而,在华外资企业并不会大批撤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地位也绝不会仅仅因特朗普政府和反华政客们要求"去中国化"就可以轻易去除

  部分外资企业从中国撤离实际上年年都有,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要素资源分配自行调节的结果;其次是经过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国内的资源禀赋和投资环境也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

  为了应对美国与中国脱钩和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挑战,必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努力打造吸引和稳定外资的新优势。从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原因和外资企业外国商会的舆情看,应着力增强外资对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信心;着力增强吸引外资优惠政策力度;着力把市场改革政策落到实处;着力加强外商企业服务机构体系建设;着力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互动途径和机制

  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商品额中占比高达40%,稳外资并吸引更多外资对我国疫后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对稳定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冠大流行后,特朗普政府美中全面脱钩政策,以及“鹰派”政客鼓吹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国际舆论,使我国各界对外资企业是否会大规模撤离中国、全球产业链是否会“去中国化”深表担忧。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只要我们以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就完全能稳住外资基本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并不会遭到严重削弱。

  外资企业不会大规模撤离中国

  今年4月,日本政府在其2020财年补充预算中,拨出2200亿日元建立补贴计划,鼓励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或东南亚(其中235亿日元用于转移到东南亚)。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早在去年8月就命令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今年4月又宣布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本国的搬迁费用由国家负担。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为提高独立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抵御能力,也鼓励在华企业撤离中国,以促使供应链朝着更多样化的方向发展。7月1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首批获得“退出中国”补贴的日本公司,共87家,获得补贴金额为700亿日元(6.53亿美元),其中57家企业将制造基地从中国转移到日本,有30家企业迁往越南和老挝。外资企业会大批撤离中国吗?从一些外国的官方机构、商会和媒体就这一问题的调查看,中国的外资企业基本上是稳定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的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于今年3月至4月曾对华东地区710家日企,华南地区457家日企开展了是否会调整供应链的紧急调查。结果显示,华东地区14%的日企,华南地区15%的日企会作出调整。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双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约85%在华日企目前持维持现状态度。其实,过去五年中考虑缩小或转移在华业务的日企占在华日企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日本制造业总体来说难以离开中国。根据日本帝国银行介绍,截至2019年底,在华的日资企业有13685家。新冠大流行后,尽管安倍政府一再催促企业“脱中国”,但迄今为止响应政府号召迁回日本的才57家企业。难怪一些日本媒体抱怨说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确实是只吹笛子不起舞”。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5-6月的调查,“因为对中国市场保持长期信心,87%的企业没有将生产线搬离中国的计划。只有4%的企业表示已经或计划将业务迁回美国”。美国商会2020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美国公司没有考虑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另据上海美国商会于今年4月的调查,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中有70%以上没有转移生产和供应链的计划,而实际上只有4%的计划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

  中国欧盟商会的《商业信心调查2020——在迷雾中前行》报告说,尽管“多元化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发展趋势”,但中国欧盟商会大部分会员的观点依然是“在中国,为中国”,“一些企业仍将中国视为供应链的一部分”。今年2月份调研时,中国欧盟商会会员表示他们仍致力于扎根中国市场,只有11%的受访者考虑将当前或计划投资转向其他市场。另外,中国德国商会的“2019/2020商业信心调查”表明,虽然大多数在华经营的德国公司(83%)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美中贸易冲突的影响,但是,大多数(77%)接受调查的公司并未考虑将业务移出中国,这表明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跨国大公司则不仅不撤资,反而增加投资以扩大在华企业规模。如今年以来美国特斯拉公司宣布扩大上海工厂产能,Costco(开市客)筹备在今年底在上海开设第二家门店。日本丰田汽车在2月末宣布向中国天津投资1300亿日元,建设电动汽车(EV)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V)等环保车的生产工厂。日产汽车将在武汉建设电动汽车生产基地,年产能为16万辆等等。新冠大流行以后,今年4月日本企业对中国的净投资反增加了405亿日元。

  为什么大多数外资企业愿意继续在中国开拓经营?据外国的一些官方机构、商会和媒体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美中贸易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95%)受访会员企业在中国投资是为了进入国内市场。91%的企业表示其中国业务仍保持盈利。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报告,2018年,“日本在华公司创造了价值252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73%在中国销售,只有17%出口到日本。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问卷调查,对于2018-2020年日本企业扩大中国业务的原因中,“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占72.9%,随着中国人的收入增加而改变需求占31.4%”;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具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入世”以来中国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产业体系,包括39种主要工业分类,191种中间分类和525种次分类,以及200多种工业类型。日本《东京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制造业中心,以其独特的能力来处理从设计到分销的供应链中的许多组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麻烦。”;三是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但仍然具有相对优势。与东南亚相比,中国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中国拥有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这对寻求基础制造业务的公司具有明显吸引力。中国的基础设施也比东南亚国家好得多,并且正在继续不断完善,这也是东南亚各国所难以比拟的。

  以上情况说明,众多外资企业继续坚持在华稳定经营,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有关键地位,这些都不是由任何人计划,或者由哪个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组织领导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有机增长的自然结果。新冠大流行后,虽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今后必然会发生重要调整。然而,在华外资企业并不会大批撤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地位也绝不会仅仅因特朗普政府和反华政客们要求“去中国化”就可以轻易去除。

  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主要原因

  从外国的官方机构、商会和媒体的调查看,新冠大流行以后,确实有15%左右的外资企业表示将撤离中国,或迁回本国、迁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特朗普政府推行美中脱钩的背景下,这往往被看作是这些国家试图与中国脱钩,其实这是误解。日本《东京评论》发表文章表示:“日本政府宣布鼓励日本企业将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之外时,人们很容易误认为是试图与中国脱钩。其实,日本经济早就与中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此举只是为了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而并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与中国脱钩。出于地缘政治背景与中国脱钩并不是日本的目标。”中国英国商会在其2020年立场文件中明确表示,“贸易是始终关注互利和机遇的领域”“不能受到外部政治压力的影响”“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可以轻易破坏国际关系并增加商业风险,英中两国必须抵制这种冲动”。

  部分外资企业从中国撤离实际上年年都有,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要素资源分配自行调节的结果。经过20年全球化发展,现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为规避风险,一些国家和企业前几年就已开始对产业链、供应链做适当调整,但其中许多企业实行的是“中国+1”战略。据中国德国商会对部分打算撤离中国的德国企业的问卷调查,其中64%的企业并非完全撤离,而是实行“中国+1”战略。

  其次是经过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国内的资源禀赋和投资环境也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据美中贸易委员会2019年的调查,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往非美国地区的原因中:成本上升占58%、因美中关系紧张导致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占50%,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占25%,来自中国的监管挑战、市场准入限制、来自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其他原因等分别占25%、17%、17%、17%。有日本专家通过调查认为,一些日本企业决定减少在华投资、或撤离中国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外资企业税费减免的特殊优势已大多丧失;二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2015年以后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是日本劳动力工资的1/3,而2005年时只是1/10;三是随着日元贬值,美元和人民币升值,在华经营费用和生产成本都快速上升;四是随着中国政府扶持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本土企业竞争能力急速提升,使一些外资企业逐步丧失技术优势。正是这些挑战,使少数外资企业,特别是目标市场主要不在中国,只是看好中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外资企业,尤其中小型外资企业倍感压力,它们选择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实际上亦是迫于无奈。

  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全面脱钩、推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目的是要瓦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地位,削弱中国的全球竞争力,遏制中国崛起。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取向即使2020年大选以后也不会改变。为了应对美国与中国脱钩和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挑战,必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努力打造吸引和稳定外资的新优势。从部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原因和外资企业外国商会的舆情看,应在以下五方面着力采取政策措施:

  第一,着力增强外资对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信心。中国德国商会认为,在美中贸易争端继续恶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经济减速和趋势不确定的特殊时期,“外资企业渴望中国政府发出更多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信号”。我国政府应通过不断推出如继续缩短负面清单,提供更加透明和公平的竞争环境等改革措施;同时通过公共外交、民间交往等多种途径表明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决心,以增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第二,着力增强吸引外资优惠政策力度。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在出台新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面对全球产业链调整、国际生产结构转型,以及部分外资企业计划撤离中国的挑战,我国必须适时加大吸引外资(特别是对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力度,在土地使用、税费减免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激励。

  第三,着力把市场改革政策落到实处。最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配套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深化改革,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全面开放的精神,获得了外商投资企业的一致好评。法律和政策的要害是落实。对于我国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毕马威在分析日本在华企业现状后认为“中国外资政策法规的实际操作可能难以很好理解,实际操作也可能会因地而异”。中国欧盟商会认为,中国的不少改革往往“只是表面功夫”,有30%的企业表示目前除负面清单外,还存在不透明的牌照发放程序及其他复杂行政审批手续等间接壁垒。这表明虽然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制度已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但还需要在执行和落实上狠下功夫。

  第四,着力加强外商企业服务机构体系建设。各级政府部门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在外资审批“一网通办”平台基础上,做好涉外服务的流程再造和能力提升,精准对接外资企业、外籍人士对政府服务和公共服务的便利化需求,建立和完善常态化服务机制。特别要在企业注册、平等参与招投标、保护知识产权、Internet访问和数据传输、向本地银行信贷融资、资金境内外进出等方面提供帮助。同时建立必要的服务机构,为当地外资企业提供融资、采购、政府招标、参与标准制定、人才招聘和培训、劳资关系协调、法律维权、管理咨询等多种服务。

  第五,着力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互动途径和机制。政府有关综合部门,特别是市场监管机关要组织专门部门负责与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商会、协会等组织联系,建立互动渠道和制度。根据新颁布《外商投资法》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成立和自愿参加商会、协会”的规定,在外商企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应允许当地外商企业自主依法成立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商会和协会。由于现有《社团登记条例》的有些规定并不适合外商投资企业,应尽快制定补充法规。各级工商联和贸促会等商会组织应主动争取与外商投资企业商会、协会建立联系,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建立合作机制。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