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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金融政策退出的四大前提

2021-01-06 来源:金融读书会 | 阅读量:2159


    应急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退出至少应满足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到新常态、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基本消除,以及金融风险、收入、财富和机遇面临失衡等深层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四个前提条件。相比退出应急政策,我们更应关注提供新岗位的培训,将失业人员分配到更需要他们的行业中,从而尽可能减少企业不必要的破产。

货币应急政策和财政应急政策的退出需要满足四个前提条件。

    首先是疫情必须得到控制。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个目标尚未实现,“新冠肺炎”疫情夺去了130多万人的生命,现仍在以稳定的速度蔓延。在某些国家,感染率居高不下且持续出现新增病例,因此,放松封锁计划停滞,疫情管控力度也在加强。综上所述,实施财政和货币应急政策依然是有必要的。鉴于封锁尚未解除和金融脆弱性依旧存在,目前多个疫苗已经进入了后期临床测试阶段,但疫苗的生产和广泛派发还需要时间。

其次,尽管经济产出自衰退后逐步复苏,但各国的复苏水平却参差不齐,所以只有当经济复苏成为新常态时应急政策才能退出。经过上半年的停滞,全球经济活动现已开始回升,封锁也在逐步解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至-4.4%左右并有望在2021年实现局部复苏,恢复至约5.2%。但这并不足以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完全复苏并超过2019年的经济产出水平,中国除外。今明两年,各国人均收入将出现巨大差距。相较而言,G20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比G20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幅度更大,当然中国属于例外。此外,预计各经济体的复苏速度也将大幅拉开差距。对比疫情前的经济走势,预测除中国以外的G20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到2021年底的经济产出损失将超过8%。相比之下,G20发达国家的同期经济产出损失约为4.5%,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表现正逐渐超越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
    而后,近期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复苏速度可能会在2020年底放缓,当然中国经济已走出困境,更早地实现了复工和经济回温,即“先进先出法”。美国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也比预期更加乐观,然而从采购经理指数的角度看,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增长势头将会逐渐减弱,因此不能排除经济在第四季度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另外,由于要保持社交距离,密集接触型行业依然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对比今年一月的普遍预期,尽管其复苏速度很快,但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其他国家的出口限制也迫使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所以没有国家将会毫发无损地走出这一危机。
    最后是关于财政和货币应急政策的退出原因和时机,尽管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是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脱节。政策支持有助于稳定市场但金融业面临的风险依然在加大,比如银行缓冲资本的流失,非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变得更为突出。在非金融行业,人们越来越担心无法获得贷款,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这场危机产生的影响将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加剧,增长潜力受挫,包括收入、财富和机遇的失衡。随着经济活动的整体衰退,收入损失也出现了不均衡,一些中低技能的劳动者在收入上遭受了过度打击。在人力资本方面,由于教育和培训的停摆,这个行业工作者长时间无法工作,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损失。此外,破产必然伴随着技术资本的流失,而专有技术是公司稳定发展的基础,企业债务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成为了一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相比应急政策的退出,更应该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重新培训将失业人员分配到更需要他们的行业中,很多旧的岗位将被取代,而新的岗位需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第二,要继续支持可独立生存的公司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破产。所以,无论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金融应急政策,都是有效的疫后重建,其产生的大规模公共与私人投资需求,将为增长创造明显机遇,这也是应对疫情后长期挑战的有利时机。为了迎接这样的机遇,应当加快数字化进程,扩大并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力。此外,为减缓气候变化,还要争取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并在此过程中加快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这是“绿色复苏”的最低标准。